中国是否存在道德危机 

    近来，“高校教师学术腐败”、“禁止男教师与女学生独处”、“550万元药费”、“女大学生自愿卖淫”、“围观强奸、喝彩跳楼”、“低胸、身体写作”、“未成年人犯罪”等一系列令人目不瑕接的“怪现状”，让人们开始怀疑：难道我们这个曾经以民族传统美德而自傲的文明古国，竟然已深陷于道德危机之中？ 

    崔永元说：“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则撰写了《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一文，将如何重建社会道德这一问题推到了前台。 

    在种种道德败坏的行为屡见诸报端之时，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什么？“八荣八耻”的荣辱观怎样深入社会人心？以德治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方略如何在中国社会之中推行？中国人到底需要怎样的道德教育？（据《新周刊》） 


谁的道德在受到置疑？ 

    ●从“十大荒唐禁令”说起 

    网上曾流传过一个帖子，叫作“国内十大著名荒唐禁令”，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发生的事情。其中有“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有“严禁用公款打麻将”，有“海关官员不得庇护走私”，还有“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还有严禁销售假药、严禁向患者索要红包等。醉酒驾车本是一种违法行为，却需要在内部纪律中加以重申，而教师奸污学生、公款赌博、庇护走私、销售假药等不言自明的底线性规则，却需要郑重其事做出规定。 

    ●哪些人在面对道德质疑？医生的道德 

    “强盗通常只在晚上作案，医生却全天候抢钱；你把钱交给强盗是为了活命，你为了活命而把钱交给医生；强盗作案时把自己打扮成魔鬼，医生抢钱时把自己伪装成天使……” 

    医疗事故、红包医生、冷漠态度，使民众忘记了“医生”这个概念曾经给人带来的温馨和安慰。 

    知识分子的道德 

    “老师”、“教授”这些本应神圣的称呼现在却都变了味道，而且还常常与猥亵、剽窃及金钱交易牵连到一起。而他们的学生，也屡屡爆出卖淫和考研交易等诸种丑闻。在某些知识分子中的害群之马身上，我们找不到社会寄托在他们身上的责任感、为人师表、甚至羞耻感。 

    官员的道德 

    在“腐败定论”“无官不腐”成了社会公认的概念的今天，官员腐败、收受贿赂等等都已不是新闻。在人们眼中，官场是个大染缸，谁进去了，都难保清白。当“官员上街，人人喊打”之时，可以想见，“公仆”和“主人”的对立又到了何种程度？ 

    ●“性自由”有没有底线 

    卫慧等人的“用身体写作”曾引起了人们对于传统道德的广泛关注和议论，再加上木子美的出现，更使传统道德陷入了一个颇有争议的境地。我们不禁要逼问，传统的道德，到底有没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是不是可以无休无止地予以突破？当越来越多的“一夜情”、“一夜性”出现时，当越来越多的“卫慧”、“木子美”不断涌现时，这样的追问不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身边的道德“小事” 

    面对落水的儿童，有人先开口讨价还价；当有轻生者欲跳楼时，人们拿着望远镜看热闹，并发出“快跳，我们等不急了”的催命的呼叫……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民警叔叔的手里面……”这首歌很多人都会唱。但记者调查中发现，所谓的“拾金不昧”已经被大多数的人所鄙视，而且他们还都有各自“圆满”的解答。 

    尊老爱幼也是传统美德，最明显的就是让座。然而，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调查者把“让座”改成了“有条件让座”。换言之，并非所有的情况下他们都会让座。 

    在上海社科院青少所最近的一次调查中，16%%的沪上青少年被访者认同“在马路上捡到1000元钱后私占私分”，46.1%%的青少年甚至赞同“诚实就是吃亏”的观点，还有一成多青少年对一些违背传统美德的行为持认可态度。（据《新周刊》） 


中国人的道德准则变迁 

    一、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温、良、恭、俭、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人施己，先施于人”“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二、以“雷锋精神”为代表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念———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三、“五讲四美三热爱”讲卫生、讲道德、讲文明、讲纪律、讲奉献环境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四、“八荣八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一文） 

     老美有一份《世界公民行为准则》 

    “五一”黄金周即将到来，准备出境旅游的市民不少，传媒也不断刊发“五一出境游注意事项”之类的内容，什么“不要穿戴假冒名牌”啊，“注意国家不同，手机制式不同”啊，“国外消费场所通常接受银行卡业务，不要多带现金”啊……。提醒不可谓不周到，服务也真细致。可是，几乎没有看到过提醒市民出游时如何注意自己的文明行为，注意维护中国人的形象。 

    最近读到美国出台的一份《世界公民行为准则》，其中就海外旅行过程中如何提升美国人的国际形象提出了16条与礼仪有关的忠告。读来颇为有趣，也颇有感触。比如： 

    无论你心里怎么想，你的言谈举止都应该谦虚谨慎。（在许多国家，任何形式的炫耀都会被视为粗鲁无礼。） 

    想演讲时就只对你的孩子演讲。（无论谈论什么话题，都应该让谈话成为谈话而不是演讲。） 

    说话声音要低、语速要慢。（大声说话往往被认为是夸夸其谈。说话太快会被视为咄咄逼人和具有威胁性。） 

    如果要谈政治，那就只是谈谈而已，不要争论。（避开与美国政治有关的争论。即使有人攻击美国政治家或美国政策，你只要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就行。） 

    看看人家的“行为准则”，指导性真强，既事关个人的文明举止，又关乎国家的利益和形象；既提出细节的要求，使人知其然，又说明原因，让人知其所以然。这样的“行为准则”，符合美国国情，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指望通过这些行为改变美国人在世界上给人留下的傲慢自大、麻木不仁、物质至上、对别国的文化一无所知的丑陋形象。据说这份“行为准则”是美国国务院与各界一起制定的，一些大公司已经要求即将出国的雇员携带“行为准则”手册，依照“准则”行事。 

    公民道德，除了在道理上阐明强调、大张旗鼓地宣传外，还需要有便于依照、遵循、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道德规范也应该细化，有的放矢、分门别类地提出要求。美国的《世界公民行为准则》不论老美们能否实行，能否都做到，至少自己的言行是否合乎礼仪可以有所参照了。由此想到，我们的权威部门能不能也制定一份有中国特色、时代特点的海外旅行“行为准则”呢？（怡然） 

 

寻回失落的道德 

    ●从“以德治国”到“八荣八耻” 

    2001年，江泽民在与参加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提出了既要依法治国，也要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人民日报》(2001年01月11日第一版)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委员时提出了“八荣八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为中国社会树立了新的道德准则。 

    ●孙立平：道德有赖于体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 

    当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被破坏的时候，道德便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当道德无力维护公平和正义的时候，它在小人物的面前总是不那么理直气壮，就像一个把饭做糊了的小媳妇一样。相反，在公平与正义能够基本上得到维护的时候，道德的力量也会强大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说，道德有赖于体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支撑。道德本身是不能单打独斗的。 

    ●李隼：让法律去冲锋陷阵？ 

    现实社会中，这些道德底线，已经具象化为法律的要求。广义的道德包括法律，法律是底线的道德。而我们俗称的道德，是法律之上的规范准则体系。因此，一切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也必然是违法行为。“底线下沉”现象与其寄望于道德救赎，还不如让法律去冲锋陷阵。 

    ●杨雄：让“潜规则”来调节 

    法律是调节人们行为的底线，道德则是调节人们行为的上线。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在道德与法律之间还需要有一个环节来进行调节，作为法律与道德的补充———这一环节可以定义为社会的“潜规则”。 

    何谓“潜规则”呢？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捡到了100元钱将它交还于失主，失主按照约定俗成的做法，给你其中的5%%或10%%作为回报。这个“约定俗成”就是“潜规则”，可以通过国家政府制定一定的规则来实现。 

    ●“仁义礼智信”是医治道德的良方吗？ 

    正方：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抛弃传统文化是逆潮流的，应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教授今年两会发言的重要内容。李汉秋建议教育部门将“仁义礼智信”纳入学校教学内容。 

    反方：儒家话语的复兴对社会道德的重建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我觉得，首先的问题应该是“儒家到底是什么”，是指哪一方面的儒家，谁理解的儒家？儒家是在一个简单社会、乡土社会、熟人社会中成长的道德体系，在近代以前，它一直只是对那种乡土社区有效，而它怎么可能直接施加、运用于当前社会呢？在城市里面要用儒家学说来挽救道德危机，不啻于用东海之杯水，以救西山之车薪。（据《新周刊》） 

     我们的道德底线在哪里？ 

    ●何怀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在一篇文章中言道：底线伦理不是高深的学问，玄妙的推理。其中所说的道德“底线”或基本规范，主要是相对于较高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来讲的，是说不管人们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价值目标，都有一些基本的规则不能违反，有一些基本的界限不能逾越，例如不能强迫他人，不能杀人越货、不能坑蒙拐骗等，即把人当人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便“君子爱财”，也应“取之有道”。 

    ●崔永元：道德底线不能低于法律底线 

    在一次演讲中，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比如你是医生，我给了你红包，你做手术时就应该认真些，不能把纱布放在我的肚子里。但是现在不是，拿了钱还会不小心把纱布留下；再比如你绑架，问我要钱，我给了你钱你一定要把亲人还给我，你不能拿了钱又把人弄死。我们现在都堕落到什么程度了？低于法律的底线了，就是这个都算过高要求。 

    ●袁晓明：“底线”是道德标准的下滑 

    为什么许多中国人对收红包这样的非道德行为要以修正的道德底线来合理化？以我看来，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公众觉得无力改变还不如接受，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了，最坏把红包算进医疗成本；二是收红包一方也觉得收红包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只要给人办事就对得起良心。因此，送、收的两方面一起认可了收红包办事的道德底线，其实是修改了道德标准，这无疑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上的下滑，送的一方有责任，但收的一方却有更大的责任，而更需要拷问的是造成如此下滑的制度环境。（据《新周刊》） 

     

来源： 宁夏网☆华兴时报